军统与中统的区别在哪

出身不同、组织不同、运作不同等。

一、出身不同

从出身看，成立中统和军统的幕后推手不尽相同。

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陈立夫成立了“党务调查处”，职责局限于党员情况的调查登记，与特务工作没有半毛钱关系。

1927年，老蒋迫于“清党”和派系斗争的压力，调查科增加了“调查党员思想及派系隶属”的职能，成员也由十余人增加了数倍，其工作重心由党务工作转向特务工作。1938年3月，中统在老蒋的授意下成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老蒋因抗战不力，饱受舆论指摘。他有感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独裁打手“黑衫党”。

在黄埔军校中挑选了忠心和能力俱佳的贺衷寒、戴笠、郑介民、康泽、桂永清、胡宗南等13人，成立以军人为主体的“复兴社”，内部设有核心组织“力行社”，下辖从事监视、刺杀、绑架等任务的“特务处”，戴笠任处长。

1937年底，力行社特务处和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合并。1938年8月，军统正式成立，仍由戴笠任局长。

中统和军统分别隶属于党务和军队，成为两者出身的鲜明标志。

二、组织不同

中统和军统在组织上略有差异。中统围绕局长室建立了人事科、专员室、第一、二、三组，经济调查处、交通处、研究室、统计处等处室。

在重庆实验区和各省市设有调查统计室，各行政机构有调查室或工作组。1941年，中统全盛时期各类工作人员多达1.3万人，加上中统控制的党员通讯员，总数约20万人。

军统成立后，“其基本工作人员，共约七千人左右。”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军统迁往重庆，内部组织分为设计委员会、特种技术研究室、经济研究室、...、缮写室、医务室等等部门。

军统成员遍布军队、警察、行政机构、交通运输部门以及驻外使领馆等要害部门。1943年，军统和美国海军情报所合作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与军统发展相对应的是系统内部人数的膨胀。军统由1942年的11230人扩张到1945年的约4万人。抗战后期，军统控制的武装力量约9万人，加上若干地方部队和伪军约80万人，仅军统内部少将以上的军官就超过百人，自身实力非同一般。

中统和军统通过各自的组织，在不同的领域监控着国民 政府的社会、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运行。

三、运作不同

中统和军统的组织架构不同，决定了两者迥异的运作方式。中统公开以“调查干事”、“调查员”或“通讯员”的名义，在各省市党部、行政机构、执法机关、交通部门安插中统成员。

在学校、企业、工厂和社会团体建立“国民党党员调查网”，借此加强对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控制。

中统采取“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期望顺藤摸瓜，攫取最大利益。

1931年，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利用叛徒作眼线，在武昌抓获中共中央特课负责人顾顺章。在狱中，顾顺章叛变，供出大量中共重要情报，对中共造成巨大影响。中统的处事风格狠辣果决、行动迅速。

军统在运作中，分为内勤和外勤两部分。内勤以军统本部为主，发挥主导和联系的作用，相当于军统的“大脑”。外勤又有公开组织和秘密机构之分。

公开组织是特务掌控的军事警察组织，秘密机构包括军统在各地建立的“区”、“站”、“组”等三级机构。

1938年底，汪 精卫背叛国民 政府，公开投靠日。老蒋恼怒不已，必欲除之而后快。1939年3月，汪 精卫逃窜至越南河内。3月20日晚，在戴笠的策划下，军统派出以陈恭澍为首的秘密行动小组。

在当地高朗街27号汪精 卫住所实行暗杀任务，行动误击汪精 卫秘书曾仲鸣，汪精 卫逃过一劫。这次暗杀行动展现出军统对秘密行动的高度执行力。

国民党 元老陈立夫曾回忆：“我们（中统和军统）的工作，可称之曰党的.耳目，你们看人身上耳与目都是成双的。所以党的耳目，亦不妨有两个，互相查对，是有益无损的。”相对而言，中统和军统一明一暗，相辅相成，构成一个完整的特务体系。

四、发展轨迹不同

抗战的爆发，是中统和军统发展的分水岭。抗战之前，是中统的黄金时期。1928年至1930年，中统“逮捕”中共人员过万名。抗战爆发后，中统在陪都重庆从未破获一个日伪间谍组织，从未抓获一名日谍汉奸。

在沦陷区潜伏的中统特务几乎全部叛变投敌，如原中统特务丁墨村、李士群等人投靠汪伪政府后，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成立特务机关，对全国抗战局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抗战之前，军统始终被中统压制，发展缓慢，鲜有亮点。在八年抗战期间，军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1941年12月，军统截获日军计划偷袭美国珍珠港的重情报后，及时通知了美国，可惜美方并未重视。

1942年，军统搜集各类情报6.5万余份。1943年，军统“总共有709个单位、59座电台，分布在中国国内各地，南洋各国”。

据统计，军统在抗战期间，发动针对日伪军的突袭595次，组织破坏行动2219次，击毙各类日伪人员18440人，击伤5500余人，俘虏560余人，炸毁火车机车490余辆，车厢1600余节，汽车500多辆，击坏飞机71架，损毁船舶400余次，炸毁铁路桥、公路桥250余座。通过这些行动，军统超越中统，晋升为“特务一哥”。

中统和军统独具特色，各行其事，为维护老蒋的独裁统治，在镇压人民、积极反共、监控异己、打击日伪等方面，无所不用其极。

鲁迅先生指出：中统和军统“捣蛋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集凶残、恐怖、黑暗于一身的特务政治，如蚍蜉撼树，终被历史所淘汰，遭人民所唾弃。

军统和中统为什么水火不容

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一向是以善于玩弄政治权术而著称的，在他登上权力巅峰后，防止别人对其地位的觊觎和对其权力的威胁，就是其时刻不忘的事情，而他的防备对象不仅仅限于他的政治对手如桂系、汪精 卫等，甚至也包括了他所最宠信的“CC”、陈诚乃至军统的戴笠。

1、戴笠的野心

戴笠的军统局在抗战中不断“坐大”，到抗战末期，其势力正如日中天，全局上下共计有五万余人，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重要据点，掌握了军队、特工，插手交通、警察、税务、缉私、海关邮检、外交，还企望控制海军。有人、有枪、有钱。

无论你是国民党内哪一帮派，要想平安度日，不向军统示好是不行的。

虽然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形式上仍然是一如既往地俯首帖耳，卑躬屈膝，甚至表现出奴性，但蒋介石已逐渐感到他绵里藏针的威胁。

他既要依靠军统做事，但却不能不防军统与戴笠坐大到他难以控制的地步，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呼声高涨，蒋介石为求其统治的稳定，不得不开始考虑约束军统的办法。 ……此处隐藏2263个字……高，每月不足一百元，项濂当然为之心动。

项濂开始偷取中统特务总台的来往电报给戴笠，继而又拉拢中统的电讯特务到军统工作。

这些事很快就为中统特务总台的人员发觉，向徐恩曾密报，徐恩曾非常气愤，下决心要制裁项濂，他派行动员行刺项濂，但没有击中，以后项濂就公开投入了军统，这便是徐、戴二人矛盾之始。

6、中统、军统翻脸却是为争夺顾顺章

第二件使戴笠与徐恩曾翻脸的事是为了争夺中共叛徒顾顺章。1931年春，中组部调查科驻汉特派员蔡孟坚，在汉口逮捕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

当顾顺章被解到南京时，陈立夫和徐恩曾亲自上艇从轮船上把顾顺章接下来。当时徐恩曾私人秘书钱壮飞，紧急向中共中央报警，使顾顺章供出的上海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大部分领导都安全转移。

但中统也捕到了不少人，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罗绮园、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等。顾顺章在上海为中统“立功”后，深得陈立夫和徐恩曾的宠信，成为特工总部手上破坏革命组织的一张“王牌”。

戴笠的特务处也很垂涎顾顺章，邀他前去讲授对付中共的办法，并加以拉拢。

1934年，陈立夫派顾顺章到日本去考察特工，但顾返国后就被戴笠收买，答应跳槽到特务处工作。这便引起了陈立夫和徐恩曾的震怒，决心要除掉顾顺章。

次年4月，徐恩曾派干将顾建中将顾顺章杀掉。杀顾后，徐恩曾为了掩人耳目，故意散布消息，专说顾是因为组织新共产党而被纪律制裁的。戴笠吃了“哑巴亏”，当然恨死了徐恩曾。

7、都想当大拿

经过这两件事，“两统”的关系进入了互相斗争的阶段。

军统和中统本来按规定各有工作范围。军统面向军事、警察、保安部门，中统多在党政、经济、文化部门。宪兵和海军本是戴笠欲染指的对象，但徐恩曾却也想渗透进去。

20世纪30年代中，他借兼任宪兵司令部政治督察之机，掌握了司令部的警务处和军法处、看守所，并把这两个处的主要干部都吸收进中统组织，专门操办政治案件，以获取情报。

戴笠的军统掌管军事领域后，中统本应把宪兵部门让于军统，但徐恩曾却抓住不放，一直到1949年退台前夕，中统系统都还在与宪兵部门合作。

对于海军方面，虽然在抗战后期已被戴笠视之为掌中之物，但徐恩曾却利用海军司令桂永清与戴笠的矛盾，成功地在海军司令部成立中统调查室，掌握了海军情报系统，使戴无法插手现有的海军，不得不寄希望于依靠美国人来重建新的海军。

使“两统”矛盾激化而开杀戒的事，首先发生在1939年，中统局第三组长卢斌，在山东活动期间，与军统局驻鲁专员厉文礼发生矛盾，竟被厉枪杀。这场风波虽被处理，但双方从此结下了新仇恨。

1941年2月间，戴笠最喜爱的军统行动和暗杀专家赵理君在河南任军委会战时华北督导团专员时，又与中统河南省调查室主任韦孝儒，因抢夺地方缉私权而发生矛盾。

赵倚仗他在军统的势力，一怒之下竟派人将韦绑架，把韦孝儒及其随行八人一起活埋在一口枯井下面。

徐恩曾闻讯大怒，命令中统搜集事证，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看无法收场，就转令戴笠调查处理。结果使军统方面无可抵赖，戴笠只好忍痛把赵理君逮捕枪毙于西安。此事使戴笠与徐的关系达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警察系统素来是戴笠与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争夺激烈的部门，徐恩曾虽无法在警察方面有所作为，但他却暗中支持李士珍。

在1943年至1944年间，戴笠草拟了一个建警计划，欲在行政院下设一个警察总监部，把全国警察统一在国民党中央的指挥之下，由他来掌握。

徐恩曾知道后，一面支持李士珍另搞一个十年建警计划，一方面向陈果夫、陈立夫汇报，让二陈从中作梗。蒋介石本来已准备批准戴笠的建警计划，有意让戴当全国警察总监。

当他交方案给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第三处主任陈果夫研究时，他们却认为警察的指挥权一直在省市县地方政府，一旦划归中央，则地方维持治安可虞。

同时以军统的人任警察总监，多有不宜，不仅将在国内招致议论，且英美盟邦亦可能产生非议，贻人口实。蒋介石闻此思想动摇，再加上此时他对戴笠扩充势力已有担心，于是戴笠的计划便未能实现。

8、徐恩曾的弱点

徐恩曾一贯好色贪财，他在吴兴老家本来有一个老婆，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又霸占了一个东北籍女学生。

1931年，他又迷上了一个向中统自首的中共女叛徒费侠，把她安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民训委员会任干事，并与之姘居。

抗战后国民 政府从南京撤退武汉，两人的关系公开化，这引起了国民党内许多人士的指责。

陈立夫也指责他不该贪恋女色，但徐恩曾并未理会。到重庆后，徐恩曾把东北籍老婆安置在铜梁县西温泉汤山，费侠则安置在国府路。费侠利用徐的权力从事投机倒把敛财，给他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1943年间，财政部有一大卡车中国银行刚刚印好的新钞票，从湖北运到重庆，途经沙市的乡间，突遇空袭警报，又闻谣传日军顷刻即至，押车人员和司机便弃车而逃。

财政部闻报后，饬知中国银行将钞票号码注销。殊不知这车钞票落在湖北中统调统室手里，因为数量庞大，当地特务不敢独吞，乃报告中统局，希望能得一笔奖金。

徐恩曾接报后，想吞食这笔巨额横财，派了一名中统特务，持中统局书面证明前往押返重庆，当押运至川鄂交界的封锁线三斗坪时，被军统交通检查所查获。

戴笠当即向蒋介石告发。正处于财政窘境的蒋介石，起初认为是徐恩曾私印伪钞，一怒之下曾准备把徐枪决。

后来经中国银行验证，不是伪造而是注销报废的钞票，徐恩曾又推说事前不知道，暗中令押运的小特务招认是贪财起意，途中拾得。

结果是军法总监部把那个押车小特务，以捣乱战时金融的罪名判处死刑了事，当了徐恩曾的替死鬼。但此事对徐的影响甚大，给蒋介石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4年，徐恩曾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几部大卡车做走私生意，从中印公路运回一批走私西药，当运至四川广元时，又被军统查获。

由于用的是中央党部的大卡车，戴笠明知是徐恩曾所为，但怕蒋介石认为他有陷害之嫌，就去找与徐恩曾水火不容的朱家骅向蒋介石密告，前后两事连在一起，蒋“龙颜大怒”。

于是1945年春，蒋介石亲自下令撤去徐恩曾的本兼各职，永不叙用。就这样，1945年1月，徐恩曾结束了主持中统的生涯。

徐恩曾被撤去本兼各职后，只剩下一个工程师学会总干事的职务。1947年始由中国工程师学会选为“国大代表”，上海解放时逃香港。

戴笠与徐恩曾的斗法至此以徐的下台而结束，而军统与中统的矛盾斗争并未就此结束。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戴笠的一段讲话来结束此文：

“我们除不允许生活腐化之外，更不允许同志们与人家随便冲突。这是十多年来我们的一贯作风。同志每次与人家冲突，我总是严惩自己的同志，轻责他人。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由兼善天下。’目前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兼善天下’，所以顶要紧的是健全本身。”

戴笠的言行是否一致，由此可见。